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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2019年2月14日上午10時舉行新聞發布會，請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第一檢察廳廳長張志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第八檢察廳廳長胡衛列，生態環境部法規與標準司司長別濤介紹中國生態環境檢察工作情況，并答記者問。

國新辦新聞局副局長、

新聞發言人 襲艷春

襲艷春：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歡迎大家出席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2月14日，是農歷新年以后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第一場發布會，我們非常高興邀請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先生，請他向大家介紹中國生態環境檢察工作情況，并回答大家的提問。出席今天發布會的還有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第一檢察廳廳長張志杰先生，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第八檢察廳廳長胡衛列先生和生態環境部法規與標準司司長別濤先生。下面，就先請張雪樵先生作介紹。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張雪樵

張雪樵：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好。感謝大家對檢察工作的關心和支持。首先祝大家新春快樂，生活幸福，工作順利。下面，我簡要介紹一下中國檢察機關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開展生態環境檢察工作的情況，然后回答大家的提問。

中國生態環境檢察工作的發展，主要有幾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堅持思想引領，服務保障大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著眼于美麗中國建設，作出了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等一系列重大戰略部署。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引，認真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依法推動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決議》，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和雙贏多贏共贏的監督理念，以理念變革推動新時代檢察工作創新發展，把生態環境檢察工作擺在更突出的位置來謀劃推進。2018年以來，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后出臺了《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為打好“三大攻堅戰”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和《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作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通知》，在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治理改善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是聚焦重點難點，加大辦案力度。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大會上強調，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厲法治保護生態環境。近年來，全國檢察機關圍繞“講政治、顧大局、謀發展、重自強”檢察工作總要求，持續聚焦“美麗中國”“健康中國”“法治中國”戰略，充分發揮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職能作用，堅持以辦案為中心，以專項活動為抓手，加強與有關部門協作配合，對接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圍繞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農村環境綜合治理等方面的違法犯罪行為開展監督，確保用法治的霹靂手段，為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2018年1月至12月，在刑事檢察領域，共批準逮捕涉嫌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9470件15095人，起訴26287件42195人。在公益訴訟案件領域，共立案辦理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類案件59312件，辦理訴前程序案件53521件，經訴前程序行政機關整改率達到97%，提起相關民事公益訴訟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1732件。

三是堅持穩中求進，注重創新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要善于把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換為社會治理效能。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生態環境部等九個中央部委聯合會簽下發《關于在檢察公益訴訟中加強協作配合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進一步形成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合力。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長江經濟帶檢察工作座談會，舉辦服務長江經濟帶檢察論壇，探索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級行政區劃公益訴訟工作機制。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水利部統一領導共同組織“攜手清四亂保護母親河”專項行動，黃河流域9省區檢察機關和河長辦共同參與，協作聯動。不少地方專門設立生態環境檢察部門，注重環境保護案件辦理機制創新探索，集中辦理污染環境犯罪案件，實行“捕、訴、監、防”一體化辦案模式，探索建立環境檢察跨區劃協作機制。檢察機關的實踐探索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福建、貴州、江西、海南等四個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建設實施方案中都對生態環境檢察工作作出積極評價，提出具體要求。

回答記者提問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記者：保護環境、維護公益是司法制度的重要價值目的，在其他國家，比如加拿大，也有環保的司法制度和公益訴訟制度。我想了解一下中國的公益訴訟制度和加拿大這些國家相比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我們的特色在哪里？

張雪樵：公益訴訟制度在西方國家，包括大陸法系的法國、英美法系的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都有。用一位哲學家萊布尼茨先生的一句話來講：“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或者用中國的一句成語說：“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中國的檢察公益訴訟制度與西方國家的公益訴訟制度不一樣，至少有四個方面的不同：

一是辦案數量上的不同，這是直觀的。中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試點是從2015年開始，2017年6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了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正式確立了這項制度，7月1日全面實施。2018年1月到12月，全國檢察機關辦理的公益訴訟案件總共是11萬余件，這個辦案數量跟西方檢察機關辦理的公益訴訟案件數量應該是存在巨大的差異。有一句話叫“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中國檢察機關這一年的辦案數量充分說明了這項制度是有強盛生命力的。

二是辦案的效果。有一句話叫“不看廣告看療效”，中國檢察機關2018年辦理的11萬余件案件，其中生態環境領域的案件是59312件，產生的效果是怎么樣的？可以告訴大家，這近6萬件案件，督促被毀損污染的耕地、濕地、林地、草原得到修復210萬畝，這是陸地上的、靜態的、看得見的公益訴訟的治理效果。水流走了是看不見。舉一個例子，湖北宜昌在長江邊，是一個養豬大市，生豬養殖是一個主要的農業產業，但是養殖會造成污染，污染長江。宜昌市點軍區檢察院查明，當地的艾家鎮橋河村養殖戶養殖廢水直排長江，就督促行政機關、環保局、執法局進行督促整改，幾個月之后沒有收到效果，就將點軍區環保局告上了法庭，環保局敗訴了，但是點軍區整個政府行動起來了，召集組織環保局、執法局、水務局相關部門一起開展了全區范圍內養殖產業的大整治，一下子把一個區的問題解決了。三個月以后，宜昌市的環境保護部門在全市范圍內開展了養殖業的污染整治活動。所以，一個公益訴訟案件的辦理解決了一個區乃至于一個市的整個環境污染問題。這是第二個差別。

鄧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才是好貓”。中國檢察公益訴訟能夠解決公地治理的世界性難題，這個難題已經一百多年了，各國都在探索怎么才能解決，公共利益誰都可以占用和損害，但誰都無可奈何治理不了，中國這項制度起到了治理的實效。剛才通過這個案子，一個案子解決一個地區、解決一個條線的問題，這也是中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獨特地方，跟西方的制度是不同的。一般說一個官司只影響當事人雙方，但中國的檢察公益訴訟產生的法律效果、社會影響遠遠超過雙方當事人，影響了一個地區、一個條線、影響了整個社會面，這也是中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特別是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特色，這是與西方制度的第三個差異。

為什么在數量上、效果上包括影響力上有這么大的差異，關鍵是在第四個方面，為什么中國的檢察機關能起訴行政機關，為什么起訴之前發個檢察建議督促履職，行政機關就主動糾錯，而不是置之不理，或者到法庭上辯輸贏，斗高下之分，這是因為行政機關和檢察機關都是在黨的領導下，都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我們的分工不同，但價值追求、保護公共利益的職責是相同的。檢察機關通過辦案，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就會與行政機關形成合力，這是中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獨創之處，也是它的生命力彰顯的地方，也是區別于西方國家公益訴訟制度最本質的特色。

2018年夏天，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歐洲環境保護協會共同召開了一個研討會，專程參會的一個考察中國環境司法保護工作的聯合國副秘書長兼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埃里克·索爾海姆先生由衷贊嘆中國的檢察公益訴訟制度。他表示，中國檢察官代表公益提起訴訟，甚至可以把政府部門作為被告，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體系，光這一項制度就使得中國的司法制度成為全世界最有力的司法制度之一。美國夏威夷州最高法院大法官邁克爾·威爾遜先生還為習近平總書記點贊，他說，中國領導人生態文明保護理念，即使從全球歷史的角度來看也是十分罕見難得的，中國的公益訴訟制度是環境司法保護的全球表率。

中國新聞社記者：有消息稱，中國在污染防治攻堅戰過程中問責了上千名官員，請問在目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對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強硬的作風是否還會持續，還將如何持續？

生態環境部法規與標準司司長 別濤

別濤：首先，謝謝您對環保工作包括環保督察、環保領域問責問題的關注。1月中旬，生態環境部召開了2019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在這個會上，生態環境部李干杰部長對你剛才說的有關問題作了一些回應，借這個機會也把他的觀點作一個轉述，作為對你的一個回答。

去年以來，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開展了對河北等20個省（區）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2016到2017兩年間，中央環保督察完成對31個省市的全覆蓋，推動解決了大概7萬多個群眾身邊突出的環境問題。去年的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共篩選了103個典型案例，表現為虛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這些案例中間既有企業麻木，有地方政府怠于履責，也有行政主管部門配合協調不到位的問題。有些問題很典型、很惡劣。比如有一個城市對城市污水不進行處理，把管網一堵，污水蔓延到了城市的街道，這是極端惡劣的，是對公眾極端的不負責任。所以這個案子我們公開點名，而且要求地方政府抓緊整改。

中央環保督察的主要對象和環保行政執法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在對象上，環保執法主要是解決企業的守法情況，中央環保督察這個制度設計是中央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舉措。在行政部門依法履職、加強對企業監督的同時，補充增加對地方黨委政府履職的監督，督察發現的這些問題，包括我們公布的這些典型案例，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履職不到位，所以對這些典型問題要公開，還要約談。對去年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發現的問題，約談了32個地方黨政領導，要求地方黨委政府進行整改。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制度，也是中央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配套制度，就是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責任追究制度，黨政領導沒有盡到主管責任的，要按照規定的程序進行黨紀、政紀處理，包括組織處理。

香港經濟導報記者：請問檢察機關對粵港澳大灣區生態司法協作有著怎樣的考量？再請問對生態檢察工作面臨的困境和挑戰有著怎樣的看待？

張雪樵：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黨中央部署的一個重大的國家發展戰略，粵港澳大灣區三地檢察機關加強檢察協作，服務大灣區的建設、溝通交流這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做。加上三地都是同飲一江水、同頂一片藍天，共同擁抱一灣深藍，所以生態環境保護十分需要大灣區三地檢察機關的司法協作。據了解，本月底廣東省、澳門檢察機關將就檢察公益訴訟、司法責任制等相關內容進行會談，就大灣區三地的生態環境保護建立相關的協作機制。相信粵港澳三地的檢察機關在推動生態環境保護司法協作方面會有實質性的進展。

別濤：我補充一下。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環保工作力度的問題，引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的有關講話。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講，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取得了重大的進展，生態環境狀況有所好轉，我們要堅守陣地、鞏固成果，不能放寬，更不能走回頭路。當前幾十年積累的生態環境問題，不可能在幾年之內解決，但是加強環境治理的大方向不能動搖，同時要統籌兼顧，避免處置措施簡單粗暴。要增強服務意識，幫助企業制定環境治理解決方案。所以我想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環保治理的力度不會放寬、放松，更不能走回頭路。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國廣記者：請問今年1月份的時候，最高檢公布了改革后的新的內設機構，其中第八檢察廳負責公益訴訟檢察，專門辦理包括破壞生態環境還有資源保護類的案件，請問為什么要設立這樣一個專門的檢察廳，組建以來，你們都開展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

第八檢察廳廳長 胡衛列

胡衛列：謝謝這位記者對第八檢察廳的關注。2018年7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深改委第三次會議，決定設立最高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廳，最高檢黨組落實中央深改委的要求，于去年8月份成立公益訴訟檢察廳的籌備組，并在內設機構的改革過程中正式組建第八檢察廳作為承辦公益訴訟檢察業務的專門機構。中央深改委的決定已經闡明了設立這樣一個專門檢察機構的目的，就是要以強化法律監督、提高辦案效果、推進專業化建設為導向，構建配置科學、運行高效的公益訴訟檢察機構，為更好的履行公益訴訟檢察職責提供組織保障。公益訴訟檢察廳籌建以來，我們堅持問題導向，開展了很多工作，具體的一些相關工作剛才在張雪樵副檢察長的開場白里已經作了很多的介紹，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第一，進一步加大辦案力度。籌建以后，推動了在全國基層院實現公益訴訟辦案的全覆蓋，圍繞關于落實中央打好防治污染攻堅戰一系列重大的國家戰略，部署開展了一系列重大活動，對一批重要案件進行了督辦。我們還部署開展了“保障千家萬戶舌尖上的安全”這樣一個食藥領域的專項監督活動，實現了辦案數量、辦案規模比較大的增長。

第二，推進制度機制建設，促進辦案的規范化。主要包括辦案一體化機制建設，加強檢察機關內部刑事、民事、行政檢察部門線索發現移送、辦案協作配合等工作機制，上級檢察院通過案件督辦、領辦、參辦、提辦等方式，指導和協調指揮下級檢察院辦案。對外加強與包括生態環境部在內的一些行政機關的合作，剛才張雪樵副檢察長也介紹到了，很多記者也關注了我們與生態環境部等九部委的合作，還聯合發布了一個公益訴訟檢察協作意見，解決了我們在公益訴訟過程中與行政機關共同面臨的很多具體問題。我們也加強與法院的聯系和溝通，希望能夠解決“兩高”司法解釋實施以來實踐當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我們指導地方的檢察機關，主動爭取黨委政府和人大的支持，出臺了很多支持公益訴訟工作的決定和規范性文件。

第三，加強隊伍的專業化建設和職業化建設。包括組建一些專業的辦案團隊與相關的專門機構，進行內部的培訓，充實力量，提高專業素質，注意加強和其他部門在環境治理方面的交流溝通，來強化提升隊伍的專業化水平和辦案能力。

第四，深化理論研究，凝聚更多的社會共識。因為這是一項新的制度，很多問題還有不同的認識，理論的準備也并不完全充分。多次與理論學術界加強交流和溝通，推進一些專門學術機構的建設，總結提煉檢察公益訴訟的特點規律，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的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在理論建設方面真正系統化，為世界環境司法保護提供中國道路、中國方案。

最后，特別感謝記者朋友們對這項工作的持續關注，從籌建以來，包括剛才提到的四個方面的重點工作，自始至終得到了新聞媒體特別是包括在座很多記者朋友們全程的關注和支持，為擴大這項工作的社會知曉度，凝聚各方面的共識，做出了你們的貢獻，在此表示非常衷心的感謝，期待在新的一年你們對我們更多的關注和支持。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廣記者：有一個問題，在辦理刑事污染環境案件過程中，檢察機關往往會同時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請問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被起訴之后積極的賠償、修復環境，能否在刑事案件中從輕處理？第二個問題，在聯合辦案的過程中，特別是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過程中，行政主管部門相關人員在什么情況下也會被追究法律責任？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

副部級專職委員、

第一檢察廳廳長 張志杰

張志杰：首先感謝央廣記者的提問，這個問題涉及辦理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犯罪中的司法處理問題。坦白從寬、寬嚴相濟是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司法實踐中，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悔罪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2018年10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在刑訴法第15條明確規定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檢察機關在辦理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犯罪案件中，把生態修復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悔罪的表現。對積極自愿履行生態修復義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審查逮捕階段可以依法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在審查起訴階段，對犯罪情節輕微的，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對確需提起公訴的，可以依法向法院提出從輕量刑的建議。

張雪樵：對于剛才的問題我作一些補充。剛才提到追究責任涉及到兩個方面的人員，一方面是環境污染案件、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這方面剛才張志杰同志回答了，總體上是按照習總書記強調的，就是對環境污染要用最嚴厲的法治、最嚴格的法律責任治理，去保護環境。特別是對為了追求個人利益，不惜污染整個環境、污染整個大江大河的要從重處罰，嚴格追究法律責任。另外一方面，你提到了行政公益訴訟當中，檢察機關在調查中發現一些政府部門的有關人員是否要被追究責任的問題，我想作這樣一個回答。檢察公益訴訟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保護公共利益，公益的保護是我們這項制度的初衷，所以我們是為了保護公益來進行調查，調查的目的是了解公益損害的狀況，包括要保護公益、提供司法救濟應該注意的哪些因素，可以采取相應的哪些對策。對相關人員怎樣追究相關的責任，這不是檢察公益訴訟的職責。如果我們在辦理公益訴訟案件過程中，發現行政機關的相關人員弄虛作假、故意阻撓，或者是違法行為沒有得到糾正，甚至變本加厲，我們會依法向紀委、監委相關部門移送相關的線索。

新華社記者：目前老百姓對環境污染問題還是反映比較強烈的，剛才介紹了相關數字，在生態環境領域刑事案件總體呈現出一些什么特點，同以往相比，2018年發案態勢如何？剛才提到在民事公益訴訟中如果積極賠償、出資修復的話可以在量刑上予以考慮，這是不是一種花錢買刑？

張志杰：如果評價2018年生態環境領域刑事案件的整體發展態勢，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快速發展。主要有三個特點：一是從檢察機關批捕起訴環節來看，此類案件大幅上升。2018年全國檢察機關批捕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犯罪15095人，比2017年上升了51.5%；起訴42195人，比2017年上升了21%，這個幅度很大。二是此類犯罪案件的罪名相對集中，一個是濫伐林木犯罪，還有一個是非法占用農用地犯罪，這兩類犯罪就占了刑法第六章第六節全部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犯罪案件的50%。三是非法采礦、非法捕撈水產品犯罪上升迅猛。2018年全國檢察機關批捕非法采礦案件人數和案件數都比2017年分別上升了190%和145%。

關于以錢買刑的問題，我剛才已經做了介紹。坦白從寬，寬嚴相濟，是我國基本的刑事政策，這在刑事實體法中都有體現。2018年10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寫進了刑事訴訟法。這是法律明確的規定，作為司法機關必須嚴格按照法律來辦案。我們懲罰犯罪，目的不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簡單的刑事處罰，而是修復社會關系，使生態環境得到恢復，呈現良性發展的態勢。檢察機關對認罪悔罪，積極自愿履行生態修復義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審查逮捕階段，依照法律可以不批準逮捕；在審查起訴階段，對于犯罪情節輕微的，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對確需提起公訴的，可以依法向法院提出從輕量刑的建議。我們有一個公布過的案例，農民到山里盜伐林木，數量有幾十方。檢察機關在辦理案件過程中，同時做好犯罪嫌疑人思想工作，使其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認罪悔罪，積極自愿補種樹苗，恢復植被。檢察機關據此提出了從輕量刑的建議。這都是有法律規定的。

張雪樵：剛才張志杰專委提到了在辦理刑事案件和公益訴訟案件當中一個新的探索，就是恢復性司法的探索，讓當事人主動采取修復生態的行為，既是對他的法律責任的追究，同時又是對社會的積極引導。不是一判了之，一罰了之，一訴了之，而是讓生態得到修復，讓江湖之水依然清澈，讓藍天永遠存在，這是我們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需求，也是我們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一個落腳點。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絡2018年公布的生效污染環境罪一審案件數量已經結束了前幾年快速增長的態勢，另外根據生態環境部公布的數據，2018年前十一個月，全國移送的污染環境類案件也同比下降，請問這個數據變化的原因是什么？另外，以往的已經宣判的污染環境罪案件里個人犯罪占很大數量，單位犯罪數量相對占比較少，相對于小作坊來說，企業可能是生態環境檢察工作的一個硬骨頭，它的調查取證難度可能更大，受到地方保護可能會更多，請問檢察機關對此有何破解的辦法？

別濤：從行政執法監管角度來說一下。對于剛才提到小作坊問題，環保部門最近幾年有一個專業的術語就是“散亂污”，“散”是布局分散；“亂”是雜亂、凌亂；“污”是對環境污染嚴重。對行政監管來說，我們并不按照企業的規模大小來區別監管措施，包括行政處罰、移送司法等，主要還是看企業對環境的污染程度，對社會的危害。大企業我們要打，小企業確實污染嚴重的，我們也不放過。主要目標是加強對環境污染問題的監管。大企業沒有特權，小作坊也沒有例外。對小企業造成的污染做了行政處罰以后，涉嫌觸犯刑法的，我們也會按照程序移送給司法機關作進一步的處理。

張雪樵：對于第二個問題，關于檢察機關對相關已經實施污染行為、違法行為的企業的調查，碰到困難怎么解決，我想這樣回答。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是一項公權力，這個公權力的行使必須堅持職權法定原則，必須要有法律明確規定，如果沒有法律規定，就不能隨便的想怎么樣就怎么樣，因為這牽扯到對自然人、對企業的私權利的保護和對自由的保護。檢察機關辦案目前涉及到企業污染行為的有三類案件，一類是刑事案件，刑事案件一般是由公安機關依據刑事訴訟法先進行偵查，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當中可以進行一定的補充偵查。而檢察機關辦理公益訴訟案件包括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和行政公益訴訟案件，也相應的依據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來進行調查取證。因為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剛剛建立，法律關于檢察機關辦理公益訴訟案件進行調查的立法還比較原則，司法實踐中，一方面，我們與行政機關加強協作，實現線索信息共享，調查的數據共享，證據資料的相互移送等。另外一方面，我們緊緊依靠各級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的支持，在全社會營造一個大家來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相關行政機關包括司法機關依法辦理相應案件的氛圍，真正讓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得到落實，從而推動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建設。

中國日報記者：我們注意到2018年1至11月，在檢察公益訴訟案件中訴前案件高達將近97%，就是說有大批量的案件并沒有真正進入到法庭訴訟的環節，請問檢察機關都是如何辦案、如何結案的？同時，這是否表現出這項制度缺少法律剛性、軟弱無力，并影響它的實際法律效果？

張雪樵：這個問題問的很好。檢察機關辦理公益訴訟案件，在提起訴訟之前，首先通過向行政機關發出檢察建議，督促其主動整改。剛才我在回答中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與西方不同的問題已經提到了，這是中國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獨創。為什么這樣設計？通過訴訟的話，行政機關應該是坐在法庭的另一面，是我們的對立面，因為是訴訟，“訟”是言字旁，旁邊一個“公”，就是要辯論、要對簿公堂，并且要力圖壓倒對方，應該是針對性很強的。為什么我們不提起訴訟，關鍵是通過檢察建議已經把問題解決了，公益得到了有效保護，這就是剛才我在回答之前問題的時候提到的，檢察機關和行政機關都肩負著共同的職責，就是保護公共利益。

正因為如此，雖然我們和行政機關分工不同，但追求的價值目標都是相同的，檢察建議也會被行政機關所采納，因為這也是幫助行政機關來履行好保護公益的監管職責。在辦案當中，檢察機關和行政機關觀察問題的方法或者標準可能是有所差異的。比如行政機關認為對某企業排污污染了江河，已經作出過行政處罰，已經責令對其進行罰款，但是這個企業白天不生產，晚上偷偷排污，行政機關表示無能為力了，檢察機關是不是聽了行政機關這樣的辯解，就到此為止了？是不能這樣的。怎么判斷行政機關是否依法全面履職，是不是要繼續提起訴訟，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把握。

一是從行為要件上看，違法行為是否得到有效制止，相關主體侵害公益的違法行為直接損害公益，如果這些違法行為沒有停止，公益損害必然會持續發生，負有相關監管職能的行政主體的“充分履職”就無從談起。如果違法行為繼續存在，案子還是要辦下去。

二是從結果要件上看，受損的公共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護。即使違法行為不再持續，但受損的公益并未得到有效恢復，公益受侵害的狀態仍在持續，負有相關監管職能的行政主體當然不能袖手旁觀。比如剛才的例子，行政機關罰款了，但是排污還繼續存在，湖水還是在劣五類，魚蝦都死絕了，那怎么辦？行政機關要采取法律賦予的行政手段，要積極的救濟保護被損害的公共利益。

三是從職權要件上看，在前面兩者均未達到的情形下，是否窮盡行政手段。也就是考慮行政機關有沒有把法律賦予的手段、措施窮盡。如果行政機關窮盡了法定的履職手段，也就是說公益損害、不能救濟，可能是立法滯后、客觀原因，這種情形就不宜再對行政主體進行督促，也沒有必要再去把行政機關告上法庭。

所以，雖然我們大部分案件是通過訴前程序辦理的，但是也要講究方式方法，一是要依法辦案；二是要實事求是，對行政權給予應有的尊重；三是不能機械執法，不能光看法條，還要以人民滿意為標準，公共利益是不是保護到位了，行政機關是不是已經糾正違法了，最后還是要聽聽人民群眾的呼聲，以人民群眾滿意為標準，這樣才能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目標，就是讓老百姓在每一個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別濤：我對剛才這位記者提的問題從行政執法的角度做一些補充。根據行政訴訟法，行政機關收到檢察機關的檢察建議以后，仍然不依法履行職責的，檢察機關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在最高檢發布的有關文件中，也規定了專門的訴前程序。剛才你提到可能有許多案子實際上沒有進到法院，做兩點補充：

第一，這個程序的實際效果或者效力。中國的檢察公益訴訟制度設置了訴前程序，具體就是由檢察機關提出檢察建議。如果收到了檢察建議，行政機關還沒有履行職責，這時候檢察機關可能就要起訴到法院了。剛剛說到我們有97%的案子通過這個訴前程序結案了，沒有起訴，但實際上起到了維護環境公益的效果。根據我們了解，對一些重大敏感案件，檢察機關會先和行政機關的上一級主管機關進行溝通。下一級生態環境部門的工作，已經進入上一級生態環境部門的監督視野。檢察建議是行政機關內部監督體系之外的，是由司法對行政機關的監督。如果行政機關怠于履職，一定會產生相關糾紛。所以上級機關、紀檢監察、公眾，甚至當地的人大，包括檢察機關，都在監督，行政機關做的怎么樣，有沒有履職，檢察機關提出了檢察建議，有沒有整改等，至少有來自三四個方面的壓力。大概這就是97%的問題在收到檢察建議之后得到了解決的原因。檢察建議這一訴前程序，正是中國的檢察機關公益訴訟制度特色之所在，也是它的威力之所在，同時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這就是它的實際效果。

第二，從生態環境部門的角度來說，收到的檢察建議，我們主要從這三個方面進行判斷：一是是否采取了措施制止違法；二是是否全面運用了法定的行政監管手段；三是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了有效保護。如果收到了檢察建議，行政機關采取了措施制止了違法，窮盡了法定手段，社會公益得到了維護，這種情況下，行政機關就算是履職了，檢察機關就不再提起公益訴訟了，這個案子就得到了較好的解決。這是一個多贏的效果，有政治的效果，有法律的效果，有社會的效果，還有環境的效果。這也是檢察機關和行政機關的“雙贏”。我對這個制度是非常贊賞的，生態環境部門歡迎這個制度，也會積極參與配合運用這個機制來推動中國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

襲艷春：再次感謝四位發布人，也謝謝大家，今天的發布會到此結束。

來源：最高人民檢察院

贛榆區檢察院

第695期